微言大义是哪本书的显著特点-《微言大义》

1.中国古代关于师德方面的思想主要有哪些?

2.“春秋三传”指的是哪三本书？

3.儒林外史的讽刺手法表现在哪些方面

4.四书五经是哪些？

5.我国最早的编年体书是哪部？

中国古代关于师德方面的思想主要有哪些?

中华民族自古尊师重教，并将这一传统视为社会文明进步之基。教师不仅是授业的经师，更要做传道的人师，其道德操守、行为举止，向来受到严格的约束。“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礼记·学记》）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师道尊严”。社会重视教育，尊重教师，首先是由于教师德高身正，严于自律，所以教师必须从自身做起，修身养德，致知力行，方能做好教育工作，赢得社会尊重。这个简单的道理，直到今天，仍值得我们作深入的思考。

最早的师德标准

古之学者必有师。上古时代，很早就出现了教师这一职业。但那时的教师是什么样，其风范若何，由于无文献记载，后人已很难稽考。

传说尧帝和舜帝在位的时候，曾经任命契这个人作“司徒”。“司徒”这个称谓，后来演变为一种官职，推其本义，就是管理和教育学生的意思，也就是现在的教师。尧舜为什么要任命一个“司徒”呢？因为当时“百姓不亲，五品不逊”---社会风气不正、天下大乱，这是很严重的问题，所以要找个人出来管一管，怎么管？当时的说法是---“敬敷五教”。

“敬敷五教”在中国教育史和文化史上是一个很重要、很值得研讨的命题。首先，这里面提出了实施教育的目的，即“五教”。“五教”是针对五种主要的社会人际关系来实施教育。古人认为，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是构成社会最重要的五种人际关系，称为“五伦”。“五伦”是自然而然的，既是人的天性，又是自然的规律。

顺应着人的天性可以建构起社会伦理基础，遵循着自然的规律可以建立起社会道德标准，这既是教育的应有之义，也是文明社会的开端、和谐社会的基础。后来孟子又进一步将“五教”表述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使之成为儒家教育思想的核心内容，亦成为数千年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由此我们可以了解，中国教育的源头活水是做人教育，而非知识传授。古代圣贤相信，只有教育学生学会理解和处理好这五种社会人际关系，学会做人，才能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实现个人人生幸福、家庭美满、事业成功，促进社会的和谐进步。

其次，“敬”、“敷”两字也值得回味。“敬”是对教育者职业态度的要求，“圣贤进德修业，不离一敬”。“敬”的反义词是“肆”，就是随意、放任、不负责任的意思，就是无法履行教书育人的责任。“敷”是传播、流布的意思，教师要传经布道，不仅自己懂得做人的道理，还要有以天下为己任、兼爱他人和诲人不倦的精神。

按照这样的标准，尧舜最终选用契作了司徒，承担起育人的重任。契是商代的祖先，曾经协助大禹治水，表现出了很高的才能。但作为教师，仅有高人一筹的才能是不够的。关于契，《列女传》称“契之性聪明而仁，能育其教，卒致其名”。可见契的成就主要不是因为他治理过水灾，而在于他“能育其教”---在教育方面做出重大贡献，因而为当时和后世的人们所纪念。契的秉性是“聪明而仁”，“聪明”是天赋，是见识；“仁”是爱心，是品格。二者兼具，故能担负起育人的责任，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或者叫做“德才兼备”。只有这样的人，才有资格去做教师。契这个人，恐怕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为后世树立起来的第一个师表风范，他身上体现出的“聪明而仁”的秉性，也可视为我国最早的教师职业道德标准。

春秋战国时期，又是一个天下扰攘、充满纷争的年代，于是有百家诸子并起，为乱世开太平药方。诸子其实都是职业教师，私人讲学，坐而论道，各有一班学生相追随。诸子虽然不是别人任命出来的教师，但也应是循循善诱、谙通育人之道的教育家，否则怎么会有那么多生徒前来追随呢？是故在他们的著作中，也保存下来许多有关教育和教师的论述，虽吉光片羽，却弥足珍贵，其中很多经典的词语，被直接引用到后世制定的师德规范中。

孔子是被尊崇为“万古师表”的古代杰出教育家。“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授业。”（《孔子世家》）孔子退居家中整理古代文化典籍，他大概没想过到处去张贴招生广告，结果还是引来了四面八方的大批学子向他问学。对此，可用孔子自己的话作一解释---“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孔子是知行合一的，他的教育主张来源于他的教育实践，“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如果教师不能言行一致、以身作则，又怎么能去教育和影响学生呢？孔子教导学生要“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他自己也是这么去做的。对此，孔子的学生子贡评价说：“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在他的学生眼中，“仁且智”是孔夫子身上体现出来的鲜明特点，也是孔子被后人看作圣人的主要原因，这与前面谈到的契的“聪明而仁”是一脉相承的。我们可不可以说---“仁且智”，是古代中国对于教育者人格境界和师表风范的最高追求？

朱熹手订《白鹿洞教条》

南宋淳熙六年（1179年），刚刚出任南康军（今江西九江星子县）郡守不久的大教育家朱熹，决定在庐山东麓的白鹿洞创办书院。在这里，他亲手制订了著名的《白鹿洞教条》：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右立教之目。尧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学者学此而已，而其所以学之序，亦有五焉，具列如左：

博学之。审问之。谨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右为学之序。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身以至处事、接物，亦各有要，具列如左：

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

右修身之要。

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右处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右接物之要。

这是中国教育史上值得特别纪念的一件大事。由于朱熹的提倡和努力，白鹿洞书院不但在其后数百年间弦歌不辍，发展成为“天下书院之首”，“代表了中国近世七百年的宋学大趋势”（胡适），并开启了近千年来古代书院的教育传统。朱熹手订的这则《白鹿洞教条》，更是被历代教育家作为师德信条而奉持不渝。例如明代大学者、教育家王阳明就曾说过：“夫为学之方，白鹿之规尽矣”。

“白鹿洞教条”既是学生求知问学的条规，也是教师从事教育的规范，两者是统一的。对此，朱熹解释说：“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辞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这就是说，在教育实践中，教与学是统一的，古往今来教育的宗旨只有一个：就是要实行做人教育，而不是将教育视为追求个人功利的手段。正如陶行知先生所说：“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可见，古今历史上真正的教育家都是反对功利主义教育的。

“白鹿洞教条”系统梳理了古代先贤，尤其是先秦儒家关于教育问题的经典论述：首先，明确孟子提出的“五教”主张即是教育的宗旨，“学者学此而已”。其次，将孔子《中庸》中提出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作为教书育人的门径。并且强调说，前面四者，是为了穷理致知，属于认识的范畴，后面的“笃行”

则是实践。朱熹一向认为，《中庸》是孔子“传授心法”之作，其中提出了很多重要的教育命题，值得终身品味。此后，王阳明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致知力行”、“知行合一”的主张，这些见解和主张，对于我们纠正当前教育工作的偏失，也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

其后列出的“修身之要”、“处事之要”、“接物之要”，都是“笃行之事”，皆属实践范畴。朱熹认为，人的认识不能脱离实践，实践能提升人的认识，“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这个循环反复的过程，就是教育的过程。

对于教育者自身而言，更应以此作为“规矩禁防”，在此过程中不断修身进德，“是以君子心廓然大公，其视天下无一物非吾心之当爱，无一事非吾职之所当为。虽势在匹夫之贱，而所以尧舜其君、尧舜其民者，亦未尝不在吾之分内也。”

这是我国古代关于师德规范最完整、最清晰的一次论述。

明清书院的师德规范

朱熹以后，他的门人程端蒙和程的友人董株根据《白鹿洞教条》制订了一个既能为书院学生所应用又能对师长有所借鉴的《程董二先生学则》。这个学则和《白鹿洞教条》一样，为明清两代的书院和官学普遍采用。

顺带说一下，古代书院和学校的“学则”，其称不一，又叫“教条”、“学则”、“轨范”、“揭示”、“规训”、“戒勉”等，实际所指都是相同或相近的，其内容对包括教师和学生在内的学校全体成员都有约束作用。之所以对教师和学生不作分别的要求，依据的是《易经》上的一句话：“君子以朋友讲习”。也就是说，在古代的学府里，师生之间应是朋友的关系，其主要教学（讲习）形式，即所谓“朋友聚会一番，精神收敛一番，讲论一番，道理开发一番”，这对于以做人教育为主的书院来说，更是如此。

相对于《白鹿洞教条》的微言大义，《程董二先生学则》则具体到了书院师生的日常起居和行为规范。如“居处必恭”、“步立必正”、“视听必端”、“言语必谨”、“容貌必庄”、“衣冠必整”、“饮食必节”、“出入必省”、“读书必专”等，其好处是便于操作执行和监督，但未免琐细，流于形式，容易使人舍本逐末。所以朱熹在审定时似乎对此不以为然，以为这是“古人小学之遗意”，用来约束一下孩童还差不多，如果用来规范成年人，就不免过于浅陋了。

明清两代，沿袭宋代书院讲学风气，天下才俊依聚山林，励志清修，“濂洛诸儒此集成，虚堂遥应四山鸣”，书院教育遂有了较大的发展，渐渐成为当时教育的主流。对于化育人才、砥砺气节、涵泳风气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明清书院普遍重视学子修身进德，因此，选聘师长，最看重的一条就是道德操守。清代学者戴震说：“讲学砥节，相语以道德，相勖以恭行。自宋以来，书院之立，咸若是。”可见，如果不是德高望重的硕儒，是很难成为书院士子们的人生导师的。

清代豫南书院对于教师师德订有四条规范：其一，敦德行以端本原也；其二，勤研讨以践实学也；其三，重师友以求夹持也；其四，谨交游以遵礼法也。其中第三条，还特别要求教师能够与学生“同堂共学，朝夕追随，赏奇析疑，互征心得”，强调教师与学生要在一起互动交流，自由探究学问，教学相长，创设生动活泼的教学氛围，“亦名教中活泼泼地也”。

群玉书院中专门设有“亲师斋”，其铭曰：

“主善为师德业所资，狎而敬之，畏而爱之，亦趋亦步，朝斯夕斯，熏陶既久，其益无涯。”

教师要抱一颗慈爱之心，使不听话的孩子能够敬重你，胆怯的孩子能够喜欢你，一天到晚都愿意追随你、亲近你。用你高尚的人格长时间地熏陶滋养着孩子们，将会使他们终生受到教益。这样的师德标准，即使放到今天来看，也是令人向往不已的。

“春秋三传”指的是哪三本书？

《春秋三传》：是《左氏春秋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

《公羊传》是专门解释《春秋》的一部典籍，其起迄年代与《春秋》一致，即公元前722年至前481年。其释史十分简略，又叫做《春秋公羊传》、《公羊春秋》，它着重阐释《春秋》所谓的“微言大义”，用问答的方式解经。

《谷梁传》是《谷梁春秋》的简称，它是一部对《春秋》的注解，是儒家经典之一。其作者相传是子夏的弟子，战国时鲁人谷梁赤。起初也为口头传授，至西汉时才成书。文体是以语录体和对话文体为主，研究的是儒家思想从战国时期到汉朝时期的演变。

《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简称，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第一部较为完备的编年体史书。相传是春秋末年左丘明为解释孔子的《春秋》而作，也是儒家重要经典之一。它以《春秋》为本，通过记述春秋时期的具体史实来说明《春秋》的纲目。

扩展资料：

读《春秋》，必须读三传，然三传文辞不加注解也读不明白。自汉至清，注解传文，或研究其要义者，多得不胜枚举，但基本的注解应该是十三经里的注疏。左传，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公羊传，汉何休注，唐徐彦疏。谷梁传，晋范宁注，唐杨士勋疏。

三传注疏各有凡例，依例研究经传，自得其便，但不能偏执一家，自以为是。一部春秋是孔子的杰作，孔子的学问包罗万象，春秋的含义何尝简单。所以，研读春秋，不但不能以今古文任何一家自限，更应探求于易礼诗书，始能窥测圣人的真意。

百度百科-春秋三传

儒林外史的讽刺手法表现在哪些方面

《儒林外史》对于士林阶级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含泪的批判。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儒林外史》“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通过对种种不和谐、悖于人情、逆于常理的荒谬现象的揭露，注入描写人物的自吹自擂、大言不惭、自作聪明、弄巧成拙、欺世盗名、自命清高、自相矛盾等等。正像果戈里所说：“我们的骗子们，我们的怪物们！……让大家笑个痛快！笑真伟大，它不夺去生命、田产，可是在它面前，你会低头服罪，像个被绑住的兔子。”

《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有鲜明的目的，那便是“作者之意为醒世计，非为骂世也”。作者虽然极尽讽刺之能事，却是要挽救被讽刺的这一群，正所谓“善者，感发人之善心；恶者，惩创人之逸志”。作者以悲天悯人的手笔描写了八股制度下众多儒林人士的悲剧性命运，进而展开了一幅封建科举时代的社会风情画，抨击了制度的腐朽和社会的黑暗，使《儒林外史》成为中国古典讽刺小说中的圣品。

《儒林外史》历来被评价为古典现实主义巨著，即为现实主义作品，其中很多故事与人物直接来源于生活。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就曾说过：“《儒林外史》所传人物，大多实有其人，而以象形谐声和庾词隐语寓其姓名。”《儒林外史》擅长运用“皮里阳秋”的笔法，也就是“口无所臧否，而心有所褒贬”。作者的看法并不是直接拿出来硬塞给读者，而是在具体形象的塑造中微言大义。周进和范进的中举，匡超人的转变，杜少卿的豪举，马二先生的迂腐，这一切都是通过具体的情节来表现深刻丰富的思想。作者并没有直接向我们褒贬什么，但每个形象都饱含着巨大力量的褒贬，传达着作者明确的正义观，我们必须从不同时期、不同场合的各种形象的关联、发展上体会和了解。这是一种富有现实主义色彩的叙事方式。

该书另一个艺术特色是速写式和剪影式的人物形象。《儒林外史》是一部主角不断变换的长篇小说，或者说是一部由无数短篇交替而成的长篇小说，基本上不可能通过详细描写其一生经历，以及在曲折的故事情节中表现人物的性格特点和精神世界。所以，吴敬梓把重点集中在人的性格中最刺目的特征上，从而深入细致地表现一个相对静止的人生相。这就如同从人物漫长的性格发展史中截取一个片断，再让它在人们面前转上一圈，把此时此地的“这一个”，放大给人看。这是勾画讽刺人物的一个很出色的手法，它使人物形象色彩明净，情节流动迅速，好像人物脸谱勾勒一成，这段故事便告结束，而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也正是这些精工提炼的精彩情节。

四书五经是哪些？

四书五经

四书五经是四书和五经的合称，是中国古代一系列经典书籍。四书是指《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而五经是指《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简称为“诗书礼易春秋”，其实本来应该有六经，还有一本《乐经》，合称“诗书礼乐易春秋”，但后来失传，只剩下五经。

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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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书为儒家经典，南宋学者朱熹将《礼记》中《大学》、《中庸》两篇拿出来单独成书，和《论语》、《孟子》合为四书。据称它们分别出于早期儒家的四位代表性人物曾参、子思、孔子、孟子，所以称为《四子书》（也称《四子》），简称为《四书》。之后各朝皆以《四书》列为科举考试范围，因而造就《四书》独特的地位。甚至宋朝以后《四书》已凌驾《五经》的地位。

南宋光宗绍熙远年（1190年），当时著名理学家朱熹在福建漳州将《大学》、《论语》、《孟子》、《中庸》汇集到一起，作为一套经书刊刻问世。这位儒家大学者认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定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并曾说“《四子》，《六经》之阶梯”（《朱子语类》）朱熹著《四书章句集注》，具有划时代意义。汉唐是《五经》时代，宋后是《四书》时代。

《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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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原本是《礼记》中一篇，在南宋前从未单独刊印。传为孔子弟子曾参（前505年—前434年）作。自唐代韩愈、李翱维护道统而推崇《大学》（与《中庸》），至北宋二程百般褒奖宣扬，甚至称“《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再到南宋朱熹继承二程思想，便把《大学》从《礼记》中抽出来，与《论语》、《孟子》、《中庸》并列，到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时，便成了《四书》之一。按朱熹和宋代另一位著名学者程颐的看法，《大学》是孔子及其门徒留下来的遗书，是儒学的人门读物。所以，朱熹把它列为“四书”之首。

《中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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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原来也是《礼记》中一篇，在南宋前从未单独刊印。一般认为它出于孔子的孙子子思（前483年－前402年）之手，《史记·孔子世家》称“子思作《中庸》”。自唐代韩愈、李翱维护道统而推崇《中庸》（与《大学》），至北宋二程百般褒奖宣扬，甚至认为《中庸》是“孔门传收授心法”，再到南宋朱熹继承二程思想，便把《中庸》从《礼记》中抽出来，与《论语》、《孟子》、《大学》并列，到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时，便成了《四书》之一。从《中庸》和《孟子》的基本观点来看，也大体上相同的。不过，现存的《中庸》，已经经过秦代儒者的修改，大致写定于秦统一全国后不久。所以每篇方式已不同于《大学》，不是取正义开头的两个字为题，而是撮取文章的中心内容为题了。

《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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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是记载孔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孔子（前551年——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时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儒家学派创始人，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有极其深远的影响。《论语》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际，是孔子的学生及其再传学生所记录整理。《论语》是记载孔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论语》涉及哲学、政治、经济，教育、文艺等诸多方面，内容非常丰富，是儒学最主要的经典。在表达上，《论语》语言精炼而形象生动，是语录体散文的典范。在编排上，《论语》没有严格的编纂体例，每一条就是一章，集章为篇，篇、章之间并无紧密联系，只是大致归类，并有重复章节出现。到汉代时，有《鲁论语》（20篇）、《齐论语》（22篇）、《古文论语》（21篇）三种《论语》版本流传。东汉末年，郑玄以《鲁论语》为底本，参考《齐论语》和《古文论语》编校成一个新的本子，并加以注释。郑玄的注本流传后，《齐论语》和《古文论语》便逐渐亡佚了。以后各代注释《论语》的版本主要有：三国时魏国何晏《论语集解》，南北朝梁代皇侃《论语义疏》，宋代邢晏《论语注疏》、朱熹《论语集注》，清代刘宝楠《论语正义》等。

《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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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是记载孟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孟子（约前372-前289年），名轲，字子舆，战国中期邹国（今山东邹县东南人），离孔子的故乡曲阜不远。是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学说的继承者。和孔子一样，孟子也曾带领学生游历魏、齐、宋、鲁、滕、薛等国，并一度担任过齐宣王的客卿。由于他的政治主张也与孔子的一样不被重用，所以便回到家乡聚徒讲学，与学生万章等人著书立说，“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赵岐在《孟子题辞》中把《孟子》与《论语》相比，认为《孟子》是“拟圣而作”。所以，尽管《汉书·艺文志》仅仅把《孟子》放在诸子略中，视为子书，但实际上在汉代人的心目中已经把它看作辅助“经书”的“传”书了。汉文帝把《论语》、《孝经》、《孟子》、《尔雅》各置博士，便叫“传记博士”。到五代后蜀时，后蜀主孟昶命令人楷书十一经刻石，其中包括了《孟子》，这可能是《孟子》列入“经书”的开始。到南宋孝宗时，朱熹编《四书》列入了《孟子》，正式把《孟子》提到了非常高的地位。元、明以后又成为科举考试的内容，更是读书人的必读书了。

五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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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经是儒家作为研究基础的古代五本经典书籍的合称，相传它们都经过儒家创始人之一的孔子的编辑或修改。儒家本来有六经，它们是《诗经》、《尚书》、《仪礼》、《乐经》、《周易》和《春秋》。

秦始皇“焚书坑儒”，据说经秦火一炬，《乐经》从此失传，东汉在此基础上加上《论语》、《孝经》，共七经；唐时加上《周礼》、《礼记》、《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尔雅》，共十二经；宋时加《孟子》，后有宋刻《十三经注疏》传世。“十三经”是儒家文化的基本著作，就传统观念而言，《易》、《诗》、《书》、《礼》、《春秋》谓之“经”，《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属于《春秋经》之“传”，《礼记》、《孝经》、《论语》、《孟子》均为“记”，《尔雅》则是汉代经师的训诂之作。后来的五经是指：《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

《诗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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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在先秦称《诗》，或《诗三百》，是中国第一本诗歌总集。汇集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期五百多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原三百十一篇），是西周初至春秋中期的诗歌总集。“古者《诗》三千余篇，及于孔子，去其重……”（《史记·孔子世家》），据传为孔子编定。《诗》分“风”、“雅”、“颂”三部分，“风”为土风歌谣，“雅”为西周王畿的正声雅乐，“颂”为上层社会宗庙祭祀的舞曲歌辞。此书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各方面，被誉为古代社会的人生百科全书，对后世影响深远。喜欢诗词的朋友，相信都有读过。

《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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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古时称《书》、《书经》，至汉称《尚书》。“尚”便是指“上”、“上古”，该书是古代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记载上起传说中的尧舜时代，下至东周（春秋中期），约1500多年。基本内容是古代帝王的文告和君臣谈话内容的记录，这说明作者应是史官。《史记·孔子世家》称孔子“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相传为孔子编定。《尚书》有两种传本，一种是《今文尚书》，一种是《古文尚书》，现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是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的合编。古时称赞人“饱读诗书”，“诗书”便是分别指《诗经》、《尚书》。

《礼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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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是战国到秦汉年间儒家学者解释说明经书《仪礼》的文章选集，“《礼记》只是解《仪礼》”（《朱子语类·卷八十七》），是一部儒家思想的资料汇编。《礼记》虽只是解说《仪礼》之书，但由于涉及面广，其影响乃超出了《周礼》、《仪礼》。《礼记》有两种传本，一种是戴德所编，有85篇，今存40篇，称《大戴礼记》；另一种，也便是我们现在所见的《礼记》，是戴德其侄戴圣选编的四十九篇，称《小戴礼记》。

《周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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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也称《易》、《易经》，列儒家经典之首。《周易》是占卜之书，其外层神秘，而内蕴的哲理至深至弘。作者应是筮官，经多人完成。内容广泛记录了西周社会各方面，包含史料价值、思想价值和文学价值。以前的人们对自然与人圣变幻规律的认识模式，从没有超越阴阳八卦的思维框架。相传龙马驮“河图”出现在黄河，上古圣人伏羲始作八卦；《史记》又称“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一说伏羲重卦，有说神农），并作爻辞（或谓周公）；后至春秋，又有孔圣作“十翼”之说，世称“人更三圣，世历三古”（《汉书·艺文志》）。《周易》包括《经》和《传》两部分。《经》文由六十四卦卦象及相应的卦名、卦辞、爻名、爻辞等组成。《传》一共七种十篇，有《彖》上下篇，《象》上下篇，《文言》、《系辞》上下篇，《说卦》，《杂卦》和《序卦》。古人把这十篇“传”合称“十翼”，意指“传”是附属于“经”的羽翼，即用来解说“经”的内容。

《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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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 也称《左氏春秋》、《春秋古文》、《春秋左氏传》，古代编年体历史著作。《史记》称作者为春秋时期左丘明，清代今文经学家认为系刘歆改编，近人又认为是战国初年人据各国史料编成（又有说是鲁国历代史官所写）。它的取材范围包括了王室档案，鲁史策书，诸侯国史等。记事基本以《春秋》鲁十二公为次序，内容包括诸侯国之间的聘问、会盟、征伐、婚丧、篡弑等，对后世史学文学都有重要影响。《左传》本不是儒家经典，但自从它立于学官，后来又附在《春秋》之后，就逐渐被儒者当成经典。

四书五经另一篇详细介绍:

《四书五经》是南宋以后儒学的基本书目，儒生学子的必读书。 “四书”指《论语》《孟子》《中庸》《大学》四部书。 其中，《论语》、《孟子》分别是孔子、孟子及其学生的言论集， 《大学》、《中庸》则是《礼记》中的两篇。首次把它们编在一起的是南宋著名学者朱熹。不过，在朱熹之前的程颢、程颐兄弟已己大力提倡这几部书了。他们认为，《大学》是孔子讲授“初学入德之门”的要籍，经孔子的学生曾参整理成文；《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之书，是孔子的孙子子思“笔之子书，以授孟子”的。这两部书与《论语》、《孟子》一起表达了儒学的基本思想体系，是研治儒学最重要的文献。正是根据这样的观点，朱熹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这四部书编在一起。因为它们分别出于早期儒家的四位代表性人物孔子、曾参、子思、孟子，所以称为 “四子书”，简称即为“四书”。朱熹分别为这四部书作了注释，其 中，《大学》、《中庸》的注释称为“章句”，《论语》、《孟子》的注 释因为引用他人的说法较多，所以称为“集注”。值得注意的是， 朱熹所编定的《四书》次序本来是《大学》、《论语》、《孟子》、《中庸》，是按照由浅入深进修的顺序排列的。后人因为《大学》、《中庸》的篇幅较短，为了刻写出版的方便，而把《中庸》提到《论语》之前，成了现在通行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顺序。 由于朱熹注释的《四书》既融会了前人的学说，又有他自己的独特见解，切于世用；又由于以程颢、程颐兄弟和朱熹为代表的“程朱理学”地位的日益上升，所以，朱熹后，朝廷便将他 所编定注释的《四书》审定为官书，从此盛行起来，到元代延佑年间（1314——1320）恢复科举考试，正式把出题范围限制在朱注《四书》之内，明、清沿袭而衍出“八股文”考试制度，题目也都是在朱注《四书》里。由于这些因素，使《四书》不仅成为 了儒学的重要经典，而且也成了每个读书人的必读书，成了直到近代全国统一的标准的小学教科书。所以，有人把《四书》与西 方的《圣经》相比，认为它是东方的“圣经”。事实上，无论就其流传的广泛，还是就其对于中国人人格心理铸造影响的深刻来看，这种比拟都是一点也不为过的。 “五经”指《诗经》《尚书》《周礼》《易经》《春秋》五部。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录周代诗歌305篇。原称“诗”或“诗三百”，汉代儒生始称《诗经》。现存的《诗经》是汉朝毛亨所传下来的，所以又叫“毛诗”。 据说《诗经》中的诗，当时都是能演唱的歌词。按所配乐曲的性质，可分成风、雅、颂类。“风”包括周南、召南、邶风、庸阝风、卫风、王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豳风组成，称为十五国风，大部分是黄河流域的民歌，小部分是贵族加工的作品，共160篇。“雅”包括小雅和大 雅，共105篇。 “雅”基本上是贵族的作品，只有小雅的一部分来自民间。“颂”包括周颂、鲁颂和商颂， 共40篇。颂是宫廷用于祭祀的歌词。一般来说，来自民间的歌谣，生动活泼，而宫廷贵族的诗作，相形见拙，诗味不多。 《诗经》是中国韵文的源头，是中国诗史的光辉起点。它形式多样：史诗、讽刺诗、叙事诗、恋歌、战歌、颂歌、节令歌以及劳动歌谣样样都有。它内容丰富，对周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祭祖与宴会，甚至天象、 地貌、动物、植物等各个方面都有所反映。可以说，《诗经》是周代社会的一面镜子。而 《诗经》的语言是研究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汉语概貌的最重要的资料。 《尚书》意为“上古之书”，是中国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作品的汇编。春秋战国时称《书》，到了汉代，才改称《尚书》。儒家尊之为经典，故又称《书经》。 《尚书》据说原有一百篇，秦代焚书后，汉初仅搜集到二十九篇，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写定，称今文《尚书》。汉武帝时，从孔子故宅中发现用古文字写的《尚书》，比今文《尚书》多十六篇，称为古文《尚书》，这十六篇不久亡佚。晋人伪造古文《尚书》二十五篇，又从今文《尚书》中析出数篇，连同原有的今文《尚书》共为五十八篇，也称古文《尚书》。《十三经注疏》中的《尚书》，就是经过晋人手术的这种古文《尚书》。 《尚书》包括虞、夏、商、周书。《虞书》、《夏书》非虞夏时所作，是后世儒家根据古代传闻编写的假托之作。 《商书》是殷王朝史官所记的誓、命、训、诰，其中《汤誓》按时代说应为最早的作品，但这篇文章语言流畅，可能经过后人的润色。《盘庚》三篇古奥难读，较多地保留了原貌。 这是殷王盘庚迁都时对臣民的演讲记录，虽然语辞古奥，但盘庚讲话时充沛的感情、尖锐的谈锋，还是可以感受到的，如他说： 非予自荒兹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观火，予亦炪谋，作乃逸。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盘庚》上） 短短的一段话，用了三个比喻，贴切、生动，具有形象性。其中“有条不紊”作为成语，至今仍被沿用。又如盘庚告诫臣下不要煽动民心反对迁都，说那样便会“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其犹可扑灭”，弄得不可收拾，比喻也很生动。 《周书》包括周初到春秋前期的文献。其中《牧誓》是武王伐纣时的誓师之词，《多士》是周公以王命训告殷遗民之词； 《无逸》是周公告诫成王不要贪图享受之词。这些作品叙事清晰，而且能表达出人物的情感口吻。写于春秋前期的《秦誓》，是秦穆公伐晋失败后的悔过自责之词，表达了愧悔、沉痛的感情，文章这样写道： 古人有言曰：“民讫自若是多盘。”责人斯无难，惟受责俾如流，是惟艰哉！我心之忧，日月逾迈，若弗云来！ 他引用古人的话指出，如果自以为是，必将做出许多邪僻的事，又十分痛心地说明责备别人容易，从谏如流则十分艰难，写得相当传神。比起《商书》和周初的文字，要流畅得多，标志着散文在当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尚书》是我国最古老的文章汇编。其中殷商和周初的部分，所用语言同秦汉时的古汉语已有很大不同，加以年代久远，传写讹误，十分艰涩难读。韩愈谓之“周诰殷盘，佶屈聱牙”（《进学解》）。但抛开文字的障碍不谈，在情感的表达上，其实是朴素而简要的。由于发表那些言辞的人，地位都很高，言语之间，具有居高临下的自信。对于后人来说，古奥是一种特殊的美感，质朴自信，又显示出征服的力度。所以《尚书》的文章，受到很高的推崇。汉代《尚书大传》引子夏语，谓之“昭昭如日月之代明，离离若参辰之错行”，也是有感于此吧。不过，这里也有崇古的心理作怪。 《周礼》亦称《周官》或《周官经》，它是儒家的经典之一。儒家把《诗》、《书》、《礼》、《易》、《乐》、《春秋》作为六经。孔子收徒讲学时，选用了这些典籍作为教材。不过，孔子所讲授的礼、乐和旧的富有鬼神迷信色彩的礼、乐已有很大的区别。他认为，《乐》教，可以使人“广博易良”；《礼》教，可以使人“恭俭庄敬” （见《礼记·经解》）。孔子还说过：“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在孔子看来，不学礼，便没有立足社会的依据。因此，必须“立于礼”（《论语·泰伯》）。礼所包括的范围很广，从国家的典章制度，直至个人的行为准则。 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礼书，有《周礼》、《仪礼》和《礼记》。《周礼》是讲周朝官制的，《仪礼》是讲各种典礼节仪的（如冠、婚、丧、祭等具体仪式），《礼记》是孔子学生以及后人传习《礼经》的记录，内容有关礼的性质、意义和作用。东汉学者郑玄分别给《仪礼》、《礼记》作了注解之后，才有了“三礼”这一名称。“三礼”都与孔子礼的思想有关，但只有《仪礼》（17篇）是由孔子整理编订的。 《周礼》是搜集周王室官制和战国时代各国制度，添附儒家政治理想，增减排比而成的汇编。由于我国早在夏、商、周时就进入了奴隶社会，而周为奴隶社会的鼎盛时代，所以《周礼》是中国最早和最完整的官制记录，也是世界古代一部最完整的官制记录。全书6篇，即《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各篇分为上下卷，共12卷。这6篇中的《冬官司空》早佚，到汉时补以《考工记》。 《周礼》为何人所作，何时产物？历来也是有争论的。古文经学家认为，它是周公旦所作。今文经学家认为，它出于战国，也有人认为是西汉末刘歆所伪造。近人从周秦铜器铭文所载官制，参证该书中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学术思想，多数人认为是战国时的作品。也有人认为，《周礼》成于汉初。 《周礼》一书，东汉郑玄撰有《周礼注》，唐朝贾公彦作《周礼正义》，清代孙诒让也撰有《周礼正义》，这些注释对后人研究《周礼》提供了参考资料。 周朝的最高统治者是周天子，他是奴隶主贵族的总代表。 辅助周王的大官，相传有太师、太傅和太保三公。成王时，周公为师，召公为保。“相王室以尹天下”。周公的儿子伯禽，也当过周王的师保。在令尊、令彝铭文中，周王命他“尹三事四方，受卿事寮”。“三事”是三种官职的总称，即政务官、事务官和地方官。“四方”是指四方诸侯和方国部落。“卿事寮”是指周朝政府中的大小官僚。 在周王及其师保之下，朝廷中最高的官职是卿士，即太宰、太宗、太史、太祝、太士、太卜，合称六卿。六卿经常在周王的左右。三左是太史、太祝、太卜；三右是太宰、太宗、太士。他们在朝廷中分立于周王的两侧，协助周王处理政务。 周王朝，“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所以六卿大多和宗教事务有密切的关系。太祝就是最大的祭祀官，周公儿子伯禽也曾任过太祝。太卜是管卜筮的，处于人神之间的媒介地位。 太士也是神职官吏。太史这一职位，就是商代以来的作册，周初毕公高曾任过太史，称为“作册毕公”。太宰可能是朝廷中的政务总管。太宗是管周朝的宗族和谱系，也是重要的职务。 六卿还有许多僚属，各有专职，所以总称为卿事寮。除六卿之外，周朝还设有五官：司徒、司马、司空、司土、司寇。司徒在周朝早期的青铜器铭文中写作“司土”，是管理土地和农业生产的。司空在铭文中写作“司工”，是管理百工职事的。 司马则是管理军赋的职官。司徒、司马和司空的职权相当，合称“三有司”。司土管版籍爵禄，司寇管刑罚，其地位仅次于以上的三有司，也是十分重要的官职。这五司下面也有很多僚属，如属于司马的有师氏、虎臣和专管马的走马（趣马）等等，构成专门的官僚系统和集团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官吏，如管理山林川泽的，管理市场货贿的，管理贵族吃、穿、用以及娱乐的，都有“官司之守”，也就是专门的官吏。这些各种各样的官吏，大都是世袭的，世代享有特殊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 周王朝实行分封制度，在周王直接统治区的四面八方，分布着许多封国，所以称为“四方”，具体地指侯、甸、男等诸侯，这些是周朝的地方政权。有的大国诸侯经周王授予特权，可以调动附近的中小诸侯，从事征伐，捍卫周天子，成为方伯，方伯是一方诸侯之长，不是诸侯的封号。有些诸侯兼作王室大官，因而具有公卿的头衔，如周公和召公就是这样。 所谓“公、侯、伯、子、男”的五等爵制，无论是商代或西周，都是不存在的，是后人加工的结果。 周朝的官僚机构和制度，总的说来，它是从商代“内服”和“外服”两套官职发展而来的，不过周朝的机构更加庞大了，体制也越系统化了。同王朝的官吏是贵族，又是宗亲，三位一体，就是这种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制，构成了以周王为首的奴隶主贵族的统治体系。直至封建社会，周朝的官僚机构和制度，还有它的影响作用。《周礼》还包含着古代宗教、经济政策、哲学与伦理等诸多方面的历史资料，是一部以儒家思想为主，兼收法家和阴阳五行思想的重要文化典籍。 《易经》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著作中，被誉为诸经之首，三玄之一。《易经》也叫做《周易》，就是周代之易, 孔子定为五经之一, 计有24070字。分本经和大传两部分. 本经包括八卦, 重卦, 卦辞, 为易有主体, 故称为经；大传包括上彖, 下彖二, 上象三, 下象四, 上系五, 下系六, 文言七, 说卦八, 序卦九, 杂卦十, 此十者合称十翼. 十翼为阐明易经而作, 故曰传. 它是用八卦重叠而成的六十四卦为结构框架，把中华民族在太古时代摸索总结出来的生活经验和生产经验，用抽象的符号记录下来，进一步以阴阳变化之道来分析，说明宇宙间的一切现象，通过卜卦来启示天道，地道，人道的变化规律。 《春秋》原是先秦时代各国史书的通称，后来仅有鲁国的《春秋》传世，便成为专称。这部原来由鲁国史官所编《春秋》，相传经过孔子整理、修订，赋予特殊的意义，因而也成为儒家重要的经典。 《春秋》是我国编年体史书之祖，它以鲁国十二公为序，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22），迄于鲁哀公十四年（前48记载了二百四十二年间的历史。它是纲目式的记载，文句极简短，几乎没有描写的成分。但它的语言表达，具有谨严精炼的特点，反映了文字技巧的进步。 《春秋》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寓褒贬于记事的“春秋笔法”。相传孔子按照自己的观点对一些历史事件和人物作了评判，并选择他认为恰当的字眼来暗寓褒贬之意，因此《春秋》被后人看作是一部具有“微言大义”的经典，是定名分、制法度的范本。并且，在史书和文学作品的写作上，也对后人产生很大影响。史学家从中领悟到修史应该有严格而明确的倾向性，文学家往往体会了遣词造句力求简洁而义蕴深刻。当然，刻意求深，也难免造成文意晦涩的弊病。

参考资料：

style="font-size: 18px;font-weight: bold;border-left: 4px solid #a10d00;margin: 10px 0px 15px 0px;padding: 10px 0 10px 20px;background: #f1dada;">我国最早的编年体书是哪部？

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是左传，又称《春秋左氏传》，，相传为左丘明所著。此书特写善于描写战争，语言简练含蓄。有许多词语流传至今，成为人们常用的成语

春秋左氏传：

是我国第一部叙事详细、完整的编年体史书。原名《左氏春秋》、又称《春秋左氏传》，相传为鲁国史官左丘明所著。《左传》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对后世影响很大，不仅在历史著作的撰写方面作出了光辉的榜样，还为散文的叙事，议论和小说、戏剧的题材提供了丰富的养料。

《春秋》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史书。

《春秋》，是鲁国的史书，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的历史。它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一书的史料价值很高，记载的内容基本是可信的，但是却不完备。

在中国上古时期，春季和秋季是诸侯朝聘王室的时节。另外，春秋在古代也代表一年四季。而史书记载的都是一年四季中发生的大事，因此“春秋”是史书的统称。而鲁国的史书的正式名称就是《春秋》。以前曾认为《春秋》一书孔子曾经修订。现在则认为是鲁国的史官所作，与孔子没有关系。

《春秋》中的文字非常简练，事件的记载很简略，最初原文仅18000多字，现存版本则只有16000多字。因此古人为此书又写了一些著作，对书中的记载进行解释和说明，称之为“传”。据《汉书·艺文志》记载，为春秋作传者共5家：

《左氏传》30卷

《公羊传》11卷

《谷梁传》11篇

《邹氏传》11卷

《夹氏传》11卷

其中后两种已经不存。公羊传和谷梁传成书于西汉初年，用当时通行的隶书所写，称为今文。左传有两种，一种出于孔子旧居的墙壁之中，使用秦朝以前的古代字体写的，称为古文；一种是从战国时期的荀卿流传下来的。

公羊传和谷梁传与左传有很大的不同。公羊传和谷梁传将的是所谓“微言大义”，就是希望试图阐述清楚孔子的本意(作者认为《春秋》是孔子所作。)，因而许多内容太过牵强附会，经不起推敲。而左传则以史实为主，补充并纠正《春秋》中错误或没有记录的大事。而且左传的文学性也很高，因此它的史料价值和影响力都大于公羊传和谷梁传。